皇冠正网开户:审判富凯:路易十四搬掉中央集权的绊脚石


路易十四

1661年,执掌国柄多年的首相马扎林病逝。太阳王路易十四决定亲政,并宣布从此以后,法兰西王国不再设立首相一职。当御前会议(“国务咨议会”)成员前来询问,今后国家大事由谁定夺时,国王简明地回答:“由我。”——对于国王的这一决策,朝臣颇为意外,而其中最感到失落的无过于财政总监尼古拉·富凯(1615-1680)。

富凯出身名门,其父曾担任前首相黎塞留的商业和法律顾问。在父亲影响下,富凯自幼研习法律,后任职于巴黎高等法院(Parlement)。“投石党”(Fronde)动乱期间,红衣主教马扎林携幼主路易及母后仓皇出逃,潜返巴黎后又被判处流放。在此期间,富凯为保全主教家产多方奔走,甚至不惜与高等法院同僚反目。动乱平息后,马扎林官复原位,建议国王任命富凯为财政总监(与外交大臣和国防大臣一同列席御前会议),同时派遣富凯以国王代表身份莅临巴黎高等法院,任总检察长。

富凯没有辜负国王和首相的期望。凭借金融圈超强的人脉和理财能力,他不仅成功应付国王对外战争的庞大开销,同时也顺利保障马扎林的个人财富同步增长——据说到这位红衣主教临终时,其家产几乎相当于国库一年的收入。像他的两位前辈权臣黎塞留和马扎林一样,富凯在治国理财的过程中也没有忘记自己的酬劳:他在全国各地拥有多处房产,其豪奢程度令人咋舌。新近完工的沃子爵城堡距巴黎市区仅五十公里,从设计到建筑,由法兰西最富盛名的画家勒布伦、园艺师勒诺特尔和建筑师勒沃等人合力完成,耗时数年,费用总计高达一千八百万利弗尔,其规模形态胜过欧洲任何一座王宫。富凯恭请国王光临城堡落成庆典,国王也愉快地接受了邀请。

沃子爵城堡

1661年8月17日是富凯人生的高光时刻,同时也成为他政治生涯的转折点。包括王室在内,当晚出席宴请的嘉宾共六千余人,珍馐美食,金银餐具,无一不彰显主人的品位和实力。更令人赞叹的是,晚宴过程中还上演了莫里哀为庆典量身打造的喜剧《讨厌鬼》(Les Facheux)以及吕里(Jean-Baptiste Lully)编排已久的歌舞剧;晚宴结束后的大型烟花表演更是美轮美奂,使人驻足流连忘返。富凯以为如此排场可以打动年轻的国王,表达自己的一片忠心(并表示愿将城堡奉献给国王),不料后者并不领情——国王提前命驾回宫,令富凯茫然失措。

国王对富凯的不满并非源自这场盛宴。尽管这位财政总监劳苦功高,但他的政治野心也同样昭然若揭。他在公开场合妄议国王“亲政”,认为此举不过是年轻人的一时冲动,并断言时间一长,国王“(他)肯定会心生厌倦”。事实上路易统治法国长达七十二年,事无巨细,皆出圣裁,曾无一刻倦怠——朝臣圣西门公爵在《回忆录》(The Memoirs of Duc de Saint-Simon)中直陈路易“好管闲事”,令手下“疲于奔命”,堪为佐证。在这一点上,财政总监显然打错了算盘,也说明他对这位雄才大略的君王缺乏了解。不仅于此,根据国王线报,富凯自恃位高权重,时常大放厥词,对国王“大不敬”。在不久前的财政审计内部会议上,有人提出审计结果是否需要上报国王,富凯居然回答“不必”,因为国王对财务“一窍不通”。

国王的确时常捉襟见肘,不得不向富凯伸手借钱,有时为军国大计,更多是为宫廷用度或推恩封赏,当然后者也从来没有令国王失望。日后富凯在庭审时自辨,他曾数次以个人信用担保,向金融界告贷,正是为了满足国王一次又一次的“不急之需”。某一次,财政总监甚至被迫抵押妻子名下的大宗地产,搞得自己相当狼狈——足证其拳拳忠心。实际上,国王对此并不怀疑;怀疑富凯的是他的政治对手科尔贝(1619-1683)。

无论从哪个角度看,科尔贝和富凯都可以说是两个极端。如果将法国人分成法兰克人和高卢人,他们二人刚好是各自的代表:前者严肃冷酷,不苟言笑——书信作家塞维涅夫人(Madame de Sévigné)调侃他为冰山上的“大理石人”;后者潇洒热情,轻浮放荡——据说连后宫庭苑都不乏他的情人。科尔贝出身于羊毛商人家庭,为人精明,办事牢靠;他先在 *** 部门任职,后毛遂自荐担任马扎林府总管。历史记载,富凯效力在先,科尔贝紧随其后,二人联手构筑了马扎林的“财富之宫”。根据马扎林的政治遗嘱,为防范大臣“专权”,国王新设财政审计大臣,由科尔贝充当,以此对咄咄逼人的财政总监形成牵制。

但老资格的富凯并未将科尔贝放在眼里。他依然大肆敛财,大兴土木,并利用掌管部队军需的特权,倒买倒卖,上下其手。经过一段时间暗中调查,科尔贝向国王禀报:富凯挪用公款,贪赃枉法,证据确凿,并建议早日铲除这一“硕鼠”,以整肃纲纪。这一提议与国王的思路不谋而合:尽管在马扎林葬礼之上,国王表现得哀恸欲绝,但他内心对这位与母后关系暧昧的相父不无反感。富凯一向以这位红衣主教的衣钵传人(mantle)自居,不知正触痛国王心病。路易要树立新君威严,不好拿主教开刀,于是转而向富凯下手。

对于宫中的流言,富凯早有耳闻,但他并未上心。不久之前,国王私下与他商议,让他筹备一笔巨款去贿赂英王及其朝臣,以期达成英法联盟,共同抵御“海盗”西班牙——以财政大臣身份代行外交大臣之权限,除了体现君王的信任和恩宠,富凯不虞有他。此外,就在落成典礼之前,王弟夫妇及母后也曾应邀赏光,在沃子爵城堡受到高规格接待。在富凯看来,这证明他在王室心目中“圣眷正隆”;然而在国王眼里,此举明显是在挑战他的无上权威。国王自认为是“剧场政治”的发明人——通过仪式典礼强化权力的“在场”——而高调行事的富凯却有意无意遮蔽了太阳王的威仪,丝毫不顾及国王的感受。

尽管已下定决心,国王对富凯仍颇有忌惮。身为总检察长,富凯即便被捕,对他的审判只能由巴黎高等法院主导。长期以来,高等法院与王室之对立已是公开的秘密。旧制度时期,高等法院在法国的政治与社会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,尤其是辖区覆盖大半国土的巴黎高等法院——它负责注册王室法令并掌握“谏诤”大权——国王颁布的各种法规、敕令首先要经过该机构登记注册方能生效;一旦发现王命“不合法度”,高等法院凭借封驳之权可以提出修正意见,否则原封不动退回。唯其如此,高等法院在财政及宗教事务方面时常与王权发生冲突。

更重要的是,除了司法与政治职能,高等法院还拥有行政管理职能,其权限包括但不限于公共事业、书报检查、商业贸易、行会监管等方方面面,尤其与民生问题息息相关(他们声称有权在国王面前“代表人民”)。英国内战后,高等法院激进派要求效法英国议会模式进行改组,实行君主立宪制,甚至警告国王不要重蹈查理一世的覆辙——“投石党”运动期间,尽管有王亲大孔代(1621-1686)为首犯上作乱,但国王深知,一直以来,高等法院才是幕后黑手。

国王在卧室单独召见富凯,谈到自己大力整顿和改组高等法院的设想:简单来说,即通过改革让这一机构回归其单一的司法功能。国王同时暗示,鉴于目前掌玺大臣塞吉耶(Pierre Séguier)年事已高,富凯似乎是改组后高等法院首席大法官的不二人选。当然,这一任命目前还存在小小的障碍,即富凯所担任的总检察长一职——从法理来看,这两个职位无法兼容。随后,国王话锋一转,向富凯谈到眼下亟需一笔款项,如果一时难以筹措,是否可以将总检察长一职私下转售他人?像往常一样,富凯对国王的口谕心领神会:出售所得三分之二转入国王名下,其余部分自己收入囊中。

接下来,在实施具体抓捕的问题上国王也大为伤神。由于富凯党羽“遍布朝中”(科尔贝语),更加上王家卫队司令是其密友,如果公开抓捕,极有可能变生事端。经过慎重考虑,国王秘密召见火枪队队长达达尼昂伯爵(Comte D'artagnan),向他面授机宜。三日后,达达尼昂率百名火 *** ,跟随国王扈从出发——目标是布列塔尼的南特(Nantes):那里有一座王家猎苑。

包括富凯在内的御前会议大臣前一天收到通知(彼时富凯和科尔贝刚刚联合签署“自由殖民 *** ”),告知次日会议提前两个小时召开,因为国王会后“要打猎”。对于国王行程的变动,大家习以为常,谁也不会起疑心。会议结束后,诸大臣次第告退,国王单独挽留富凯,假意嘘寒问暖。埋伏在近旁的火 *** 收到信号后,猛然现身,将富凯团团围住。至此,富凯如梦方醒。

,

皇冠正网开户www.huangguan.us)是一个开放皇冠正网即时比分、皇冠正网开户的平台。皇冠正网开户平台(www.huangguan.us)提供最新皇冠登录,皇冠APP下载包含新皇冠体育代理、会员APP。

,

在成功抓捕富凯后,科尔贝第一时间派出数队人马,前往富凯各处豪宅查封所有资产和文件。科尔贝亲自抵达富凯势力大本营圣芒代(Saint-Mandé),严令翻箱倒柜、拍墙敲桌,不留任何死角,因为他坚信:此地藏有富凯及其党羽密谋叛乱的计划。果不其然,第二天,搜查人员从梳妆台一面镜子背后发现了臭名昭著的“圣芒代计划”。该计划分为两个部分:第一部分,富凯“预知”自己可能被捕,决定抢先一步动手;第二部分,富凯策划实施武装起义,以及起义失败后叛逃投敌(英/西/荷)。科尔贝如获至宝,立刻返回巴黎禀报国王,并迅速组建王家“特别法庭”(Chamber of Justice)对富凯开始审讯,希望速战速决。

特别法庭原本是王室处理商业纠纷的机构,并无法律职能,但考虑到高等法院多为富凯门生故旧,国王不顾各方反对,依然坚持由二十二名法官组成特别法庭开庭审理。让国王为难的是,在巴黎司法界,很难找到与富凯没有任何关联的法官。经过科尔贝和国王反复权衡,最终确定上述人选,其中既有王命钦差大臣,也有外省知名法官,当然,巴黎高院成员也占据一定比例。根据惯例,同时也是出于礼貌,国王邀请巴黎高等法院首席院长拉穆瓦尼翁(Lamoignon)担任法庭庭长。

谁也没有料到,原本以为贪腐和谋反“证据确凿”的案件审理,居然演变为旷日持久的法庭内外全方位的司法和政治斗争。尽管一再更换主审法官、调整书记员;尽管国王(通过科尔贝)一再施加压力,但特别法庭进展特别缓慢。历经三年等待,最后国王得到的却是他最不想要的结果,令这位雄心勃勃的太阳王平生头一回感受到巨大的“挫败”。

根据塞维涅夫人书信记载——夫人将庭审细节以书信形式向亲友作报告,事实上扮演了调查记者和即时通讯员的角色——作为资深法律人士,从一开始,富凯在庭审交锋中便牢牢占据了上风。他首先对特别法庭的权威提出质疑,认为根据法律,只有巴黎高等法院才有权审理此案。当法官回答特别法庭是经过国王许可而设立时,富凯声称,“这只是当权者的意志。并不代表这一做法正确。”对方紧追不舍:“那么你是说国王滥用权力?”对此,富凯不卑不亢地回答:“不,我欣赏我们的政体。你这么说意在挑拨国王与我的关系。当您签署一份逮捕令时,您认为是正确的,可到了第二天,您又将它撤销了——当权者的观点和想法是可能随时改变的。”

进入到具体庭审环节,富凯更是滔滔不绝,意气风发。对于指控的每一笔贪腐,无论金额大小,他都能凭借惊人的记忆力将来龙去脉交代得一清二楚。由于其中一些数据存在误差(据说科尔贝派人暗中做了手脚),富凯向法庭提出他有权查阅原始档案,并要求给他配备一至二名法律顾问——这也是被告人不可剥夺的法律权利。作为“法场”老手,在回答法官提问时,富凯会乘机普及一些财政和税务知识,比如盐税津贴、定向贷款之类,同时也会不经意地抖露一些官场秘辛,令旁听的首都各界人士大呼过瘾。

根据科尔贝的授意,从12月初起,庭审的速度明显加快,几乎不留被告回答问题的时间。但这一战术立即被富凯识破:“先生,我不希望案件拖得太久,但我请求足够的时间让我回答问题。您审问我,但似乎又不愿听我的答词,我的话岂不成了可有可无?有好几条条文我都有必要加以澄清——防止那些心怀叵测的人随心所欲。”随后,他开始就事关六百万利弗尔的某件案情进行陈述,足足讲了两个小时。照目击者的看法,他不像是被告,“简直像是他在开庭审理”。据说有一天富凯在法庭上长篇大论后,主审官主动拜见科尔贝,请求后者的宽恕,声称自己无能,“实在无法打断富凯”。富凯每一次出色演讲都能打动观众——某次中途有人企图打断他的发言,结果现场引发强烈反感,差点被当庭逐出。

除了演讲技巧,富凯还手握多张王牌,其中最管用的是已故红衣主教马扎林。马扎林擅权误国,在民间声誉不佳。富凯则刻意渲染自己在高压之下敢怒而不敢言的两难困境。马扎林负责法国军队军需采购,每年仅小麦一项,转手便有上千万利弗尔滚入他的腰包。富凯本人作为国家的财政总监,对于其中的利害关系心知肚明,但他从未加以阻拦。因为首先,以他的了解,非常时期的军费开支数目庞大且突如其来,红衣主教也经常自掏腰包“襄赞军务”;其次,因为所有这些款项流转都是“由科尔贝一手操持”。

对于某些来路不明的非法收入,富凯也巧妙地将其渊源与红衣主教——乃至国王——挂钩。比如有一笔富凯经办的贷款去向不明,疑为非法侵占。富凯则声称乃是奉红衣主教之命,交与西班牙公使,用以说服该国君主脱离反法同盟。当法官追问书面证据何在时,富凯直截了当地回答,主教日理万机,习惯于对属下口头传布谕令,除非是呈请国王的材料上才会有他的亲笔签名。“唯一的例外”,富凯神奇地当场展示一封书信,“是主教临终前亲笔写给我的感谢信”。在信中,马扎林衷心感谢富凯多年来为国家(以及他本人)做出的卓越贡献,并相信他今后在路易国王统领下,一定能够取得更大成绩,云云。抚今追昔,令人不胜感慨,据说有法官感动得当场落泪。

富凯取胜的另一大法宝是利用王室与高等法院之间的矛盾,博取法官及民众的同情。国王亲政不久,便下令禁止高等法院随时 *** ,并宣布暂停其注册及谏诤权,敢于抗争的法官或被罢黜,或遭流放。其余噤若寒蝉,至多只能腹诽。富凯对此状况了如指掌。当科尔贝派人至巴士底狱没收他的纸和笔(庭审期间他一直坚持写作自辩书,后来友人助其出版,洋洋十三卷),并禁止家人探望时,他径直向巴黎高等法院发出吁请,要求高等法院保护他最基本的人身权利。为此,拉穆瓦尼翁和掌玺大臣塞吉耶吵得不可开交,科尔贝也无计可施,只好呈请国王裁决。迫于各方压力,国王恢复了富凯部分人身自由,并“恩准”他和夫人“一年通两次书信”。

富凯不是一个人在战斗。经法庭查证,所谓富凯谋反集团成员,主要是几名近年安插至海军的亲戚,最高级别不过舰队司令(舰长),其余多为享受富凯特殊津贴的文人(富凯倒台后,文人大多变节投靠科尔贝,唯余几名死党负隅顽抗)。然而这几位文人却给庭审制造了相当大的麻烦:塞维涅夫人倾慕富凯的才华,坚信他是蒙冤下狱,为之四处奔走呐喊。其他文学友人如拉法耶特夫人(Madame de La Fayette)和拉罗什富科公爵(Duc de La Rochefoucauld),以及寓言作家拉封丹和莫里哀等人也纷纷著文,为富凯大鸣不平。富凯的秘书佩利松(Paul Pellisson)在危难之际,连发两篇雄文,一面向国王陈情,一面为富凯洗冤。佩利松感情真挚,文笔精妙,在巴黎士民中引起强烈共鸣。国王恼怒之下,将以上诸人统统贬称为“文学的投石党”。

在印刷出版受到管控的巴黎,上述文字材料只能以小册子的形式在地下流传,随时可能遭到查封。考虑到读者需求,又有好事者将庭审实录整理成文字,在荷兰出版印刷,然后再通过走私途径(或人肉挟带)流入巴黎,真可谓煞费苦心。科尔贝奉命查抄,并逮捕数名盗版印刷商,益发激起民愤。在舆论压力之下,被捕的出版商很快被释放。科尔贝深知,在他们背后,存在一股强大力量,即巴黎金融家的财力。众所周知,富凯在金融界深耕多年,他的名言是“停止谈论向金融家征税,应当向他们示好。不要与其合法的利益和利润去竞争,应当给予他们优惠和保障”——为答谢他的美意,在富凯被捕后,几乎一夜时间,巴黎金融界筹集巨款两千万利弗尔,试图以此为筹码,将本案改由高等法院(而非特别法庭)进行审理。

历经大小三十三场庭审(以及若干次质询),富凯愈战愈勇。他成功地将主审官的注意力吸引(并停留)在经济层面:柄国数年,经手钱财账目不计其数(有据可查的卷宗多达六万份),一一查证,谈何容易。相比之下,科尔贝言之凿凿指控富凯的叛国罪(high treason),反而被后者轻易洗脱——到底是法庭的故意轻纵,还是的确“证据不足”,史家至今仍未有定论。

根据科尔贝的秘密调查报告,富凯在预知即将垮台之前花费重金购买贝勒岛(Belle-Isle),试图将其打造为海军基地:“岛上共有两百名守卫军,堡垒里有四百门火炮,以及供六千人用的武器和弹药……大部分武器和弹药来自荷兰,当地人在岛上和镇上站岗守卫。”科尔贝宣称此举足以证明“圣芒代计划”不仅落实在纸面上,更落实在行动中。有了这一基地,进可以炮攻巴黎,退可以远遁敌国——其居心之险恶,昭然若揭。

在答辩中富凯承认购买岛屿及装备过程中“挪用公款”,但他矢口否认任何武装暴动或谋反的意图。众所周知,因为法国海上军事远逊于英西荷等国,筹建海军一直是路易的基本国策。富凯申明,这一举措并非是他的原创,而是红衣主教的战略布局:基地建立后,首先致力于演练海盗劫掠战术(通过掠夺过往商船获利在十六、十七世纪是通行的做法,伊丽莎白女王曾私人资助英国海盗船打击西班牙),待力量强大以后再组建海军舰队——可惜由于公务繁忙,他尚未能一一施行。富凯强调,这一计划不但得到红衣主教首肯,而且经主教大人转呈国王御览——言下之意,即便法官斗胆入宫与国王对质,结果也有可能是主教于百忙之中“遗忘”向路易国王禀报此事。

如此一来,科尔贝视为王牌的“圣芒代计划”也就成为一纸空文,加上他临时找来的“证人”被当场识破,法庭认定谋反之罪断乎难以成立;与此同时,对于庭审过程中(科尔贝一方)伪造文书及作假证之罪行,也免于追究——相当于“各打五十大板”。科尔贝进退失据,在宣判之前,只能寄希望于国王最后的强力干预。

特别法庭的裁决令国王大失所望,且倍感屈辱。法庭以十三比九的票决,推翻了富凯大多数罪名,包括最严重的谋反罪。鉴于富凯身为大臣,犯有贪腐及挪用公款等罪,法庭判处将富凯流放(具体地点由国王钦定),非法所得全部没收。路易原希望将富凯判处死刑(他在私人日记中早已宣言“我不会与任何人分享权力”),以此树立自己的威信,但这一结果无疑令他颜面扫地。对于那些不听招呼的法官,国王终身不肯原宥(大多被发配到边远省区);而对于富凯本人,路易决定打破先例,动用“国王法权”,判处富凯终身监禁。

根据法国政治传统,国王是国家的首席大法官,权力至高无上,但与此同时,国王也必须履行维护法律权威、主持公平正义的职责——此即波舒哀主教(Bishop Bossuet)所谓绝对权力(法国)与专制权力(俄罗斯、土耳其)差别之所在。因此历史地看,国王行使法权通常是“开恩”以示仁慈(比如减轻甚至赦免刑罚),而不是相反。

路易改判的理由冠冕堂皇:富凯掌握太多“国家机密”,一旦逃之夭夭,后果不堪设想。其实正如富凯日后在“自辩书”中所说,国王不肯将他流放,真正的原因是他掌握了太多“国王的机密”——以富凯之名挪用的公款,相当部分都归入国王囊中。科尔贝经过研究,也发现了其中的奥秘:马扎林红衣主教可以轻易地将个人财富拱手转让给国王(路易有言:“朕即国家”),同时又可以轻而易举地窃取包括国库在内的一切公共资源,这一笔糊涂账谁也算不清,乃是由于“公(国家的公共财富)私(当权者的私人财富)不分”的缘故。

十七世纪是法国王权制度转变的分水岭。在此之前,国家财政掌握在权臣手中,国王受制于人,难有作为,但民族国家的发展壮大又迫使君王必须直接控制公共资金,保障财政安全,否则任何伟大的社会改革计划都无从实现。反之,以等级特权体系为基础的旧制度,为维护既得利益,必定会竭力 *** 日益扩张的中央集权,这也是路易必须要拿富凯开刀的根本原因(富凯下狱后,财政总监一职被永久撤销)。

诚如美国历史学家皮茨(Vincent J. Pitts)在《富凯的审判》(Embezzlement and High Treason in Louis XIV’s France: The Trial of Nicolas Fouquet,2016)一书中所说,富凯一直以为科尔贝对他的构陷是出于“嫉妒”和“觊觎”;科尔贝在国王面前却坚称,他和富凯之间并无“个人恩怨”,扳倒财政总监纯粹出于“政治需要”——可谓一语道破天机。

添加回复:

◎欢迎参与讨论,请在这里发表您的看法、交流您的观点。